公元年，沭阳南关荡住着一户洪姓大户，户主洪老财生意兴隆，资产过亿，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唯一遗憾的是儿子洪生不争气，十六七岁的年纪，性情顽劣，贪赌好斗。老财主决定帮儿子找一位有学问的老师管教一下，后经人介绍，聘请了淮安著名的私塾教授、三十多岁的吴秀才任家教，一对一专门辅导洪公子。因为沭阳距离淮安路途比较远，吴秀才来回不方便，便把自己的漂亮妻子和十几岁的儿子一起带到了沭阳，住在洪家外院。年底的一天，洪老财宴请吴秀才吃饭，秀才把儿子也带过去了，因为沭阳古时候女人是不能上桌的，秀才的漂亮妻子就独自留在家中。酒席散时已是夜半二更，秀才带着儿子回家,推开门时，惊见妻子裸体躺在屋里床上，满头满脸的血迹，已被杀死多时，杀人凶器就丢在墙外，是秀才自家的切菜刀，秀才父子哭着喊着往外跑，周围邻居忙起床围观，并派人向官府报了案。
财主好心请客，秀才携子赴宴，留守家中的漂亮妻子却裸死床上，是奸杀还是情杀？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当时的沭阳县长叫袁枚，已经任职第二个年头，他少有才名,擅长诗文,二十四岁中进士，是一个高学历有才华的正处级领导干部，平时对来沭阳当这个县长并不感到很满意，经常抱怨，总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最近又听闻留在翰林院的裘曰修、沈德潜两位过去的同事，“廷试高等骤迁学士”：他们水平不如我，吃苦没有我多，却个个升迁了，人比人，气死人，这太他妈不公平了！所以，袁县长最近活动频繁，经常往上面跑动，准备早点离开。接到报案后,袁县长很重视，这是自己人事变动和提拔的关键时期，命案必破，一定要干净利落。于是，自己亲自带人到现场勘验，发现吴妻脖子上被砍了三刀，凶手相当残忍,刀刀致命，然而现场周围却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破案线索。经仔细观察死者伤口,袁枚发现刀痕左深右浅,他凭借自己饱读诗书的自信，和提拔调动急需政绩的现实，当即认定这起案件是左撇子干的。后经拉网式排查，发现洪老财家里有个叫洪安的仆人，恰好是一个标准的左撇子：假不假？老子就知道这附近有左撇子，不是你干的还能是谁？！袁县长信心满满，为自己的破案才华和即将取得的提拔资本得意忘形，大喊一声：把洪安拿下，带走！
旧社会的一个县虽然几十万人口，但供养的官员是比较少的，除了县长，也就几个副手和衙役，所以，袁枚县长实际上兼任公安局长、兼任法院院长、兼任检察院检察长，甚至兼任刑警大队队长和派出所所长。仆人洪安被带到县衙以后，袁县长亲自安排审讯：夹指、枷项、笞杖、倒挂金钩、黑虎掏心等各种刑讯逼供，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辣椒水灌鼻孔、小铁锤敲指甲、香烟头烫耳朵、开水烫阴茎，最后再用老式电话机的线儿绕在脚脖子上面，狠命地摇。到了第八天，仆人洪安对杀害吴秀才妻子的犯罪实事供认不讳，并详细交代了犯罪经过。但让他休息一宿之后，洪安马上又改口，说不是自己干的，是洪家公子洪生想奸污师母，师母死活不从，公子气急败坏，便进屋把人给杀了。袁县长又立即派人捉拿洪生，审问时，洪生辩说：是仆人洪安因以前被他责罚过，怀恨在心，这是对他挟仇诬陷。就这样反反复复，案子还没有审结,上级一纸调令，袁枚离开沭阳，提拔到南京江宁当副厅级县长了，接任沭阳县长的人叫魏廷会。魏县长初来乍到，对这个比较繁琐的案件也不想深究，就按照前任袁枚的“凶手是左撇子”的思路，草草地把这起著名的沭阳南关杀妻案、即“沭阳洪氏狱”的案犯定为仆人洪安，并具结上呈，案件上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的江苏按察使叫翁藻，做事审慎细心，他经过认真阅读案宗，认为此案仅仅依靠“左撇子”来抓人，人证、物证等都过于勉强，明显证据不足，而且有刑讯逼供嫌疑，于是发回重审，要求补充侦查，重新确认真凶。案件发回后，魏县长也比较开明，认为仅凭口供抓人会出冤案的，于是就把仆人洪安放了，此案久拖未决，一直悬着。
袁枚在沭阳干县长期间，他的一个堂弟袁凤仪从老家浙江跑到沭阳，跟随袁县长做点生意，一直在城北市场贩卖绿豆，偶尔也以县长弟弟的名誉到各乡镇搞点儿摊派，生意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袁县长调到南京后，他并没有跟随，依然留在沭阳。年6月，也即“沭阳洪氏狱”发生的十二年后，袁凤仪去南京袁枚家里玩，告诉哥哥说：去年沭阳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年沭阳南关荡的洪家私塾教授吴秀才的妻子被杀事情，你还记得吗？那家的洪老财去年生病死了，尚未出殡，夜里就托梦给他老婆说：“十一年前杀吴先生妇者,我也,漏网十余载,今被冤魂诉于天，明午雷来击棺,可速为我迁棺避之”。妻子惊醒后，正与族人商议如何转移棺木，大晴天的，空中突然一声炸雷，灵堂的棺木立即着了火，一会儿功夫，棺木尸骨都被烧成灰烬，而周围的人和草垛没有一点损失。原来，当年杀害吴妻的既不是仆人洪安，也不是公子洪生，而是洪老财本人。袁枚听后大惊，知道当年以“左撇子”为依据抓错人了，长叹一声:“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说罢流下泪来（袁枚《子不语》）
当然，所谓的死后托梦、冤魂诉天、雷电击棺等说法自然是不可信的，最大的可能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南关荡的洪老财在临死之前，对过往的那段罪恶深感内疚和悔恨，便把藏在心里十几年的真相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以求解脱；老妻为了了却他的心愿，便编出了这一神奇的故事，把真相公布于众了。当年袁县长怀疑洪家的左撇子仆人洪安,对其进行刑讯逼供，显然是因其自信了自己的聪明，滥用了自己的常识和权力。将经验运用于审判，固然是一种司法智慧，但执着于经验而盲目自信，又是相当危险的。任何案件的审理，证据才是关键，依靠办案经验和逼出来的口供，只能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本案中最让人敬佩的两个人：一个人是江苏按察使翁藻，他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兼高院院长，按袁枚的说法，“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确，均释之，别缉正凶”，另一个人就是新到任的沭阳魏县长，他们两人是典型的体制内开明派，不自觉地采用了“疑罪从无”原则，绕出了“有罪推定”必出冤案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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