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庞钧、逄志明的忘年之交
王久战
年的6月,中共邯郸地委“四清”工作团制定《关于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布局方案(修改稿)》,根据华北局、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四清”优先在城市近郊、交通沿线、后方战略要地和粮棉集中产区开展的指示,确定二期(第一期在永年县)为6个县(市),即邯郸县、成安、磁县、魏县、临漳和邯郸市。县设工作团,公社设分团,地委设总团,邯郸地委四清工作总团设在磁县西关的一家粮站。
这一年的8月,我随大名县四清工作团来到临漳县的城关分团,在分团过了一个冬天,便被调到总团所在地的磁县。在总团任通信员。当时的总团的政委,是邯郸地委书记庞钧;团长是地委副书记逄志明。从那时起,我经常与他们相处,为他们服务,直到“四清”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年5月,我返回大名。在这两年间,由于岁月特殊,内乱祸国,加上大整“走资派”,我和他们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亲切的忘年之交。年2月,我参军入伍来到石家庄,年庞钧调到石家庄工作,他先在省革委会政治部任副主任,不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后又任省政协副主席,我与他一直接触密切。庞钧调出邯郸,逄志明仍任邯郸地委副书记,我探家回到大名路过邯郸总是去看他,直到他去世,从未间断过。在前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我与两位老前辈不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深刻印象。
“革命的老黄牛”庞钧
庞钧,我的记忆是庞均。庞钧也好,庞均也罢,从年始,到年3月他在石家庄去世,我们交往了足有20年。
庞钧,年出生在山东禹城。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禹城县委政治交通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武装工作团副团长,活跃在禹城、高唐、临清、馆陶、邱县一带,在游击抗日中,威震鲁西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衡水地委副书记,自年到年,一直任邯郸地委书记,长达16年之久。
我印象中的庞钧,个头不高,慈眉善目,宅心仁厚,话语不多。我常想,厚重寡言,语不外露,这大概是那个时期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普遍特征。我离开家乡之后最先见识的高级干部刘玉明(大名县委书记,行政13级)平时话语就很少,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持重感,才是做官的样子,让人敬威;又或许是出于当时在政治高压下的自我保护,怕言多有错,言多有失;再就是性格使然。我走出家门认识的第二位高级干部逄志明(行政12级),平时话语更少,对与错,认可与否定常常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
庞钧较之于他们,算是健谈的一位,当然,他的健谈突出表现在他的晚年,主要是在他年调往石家庄之后。他的住处,距我所在的部队很近,星期天我常去他家去看他,还有他的老伴李敬甫。时不时地在他家吃饭。饭前饭后与庞钧谈谈工作,拉拉家常,回忆邯郸的往事,也包括中央领导在邯郸的轶闻趣事。
从年到年,毛泽东主席或到邯郸视察或外地视察路经邯郸停留,先后计20多次,自年以前,毛在邯郸的视察和停留,作为邯郸地委书记的庞钧接待的次数最多。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是四大古都之一,那时有邯郸、洛阳、淄博……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铁、煤、粮食。邯郸有五万万吨铁的蕴藏,很有希望搞个大钢铁城市。”
年9月24日,毛泽东来到赵国古都邯郸,伟人站在赵王城的旧址说这番话时,庞钧就站在他的身边。
毛泽东,政治家、战略家、谋略家,他言谈幽默,说话常常出人不意。
年,庞钧刚调到邯郸不久,毛泽东在视察邯郸的途中在邯郸下车,庞钧在车站迎接伟大领袖。当庞钧握住毛的手之后,让庞钧想不到的是,主席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是哪国人哪?”机智敏捷的庞钧回答道:“我是山东人”毛泽东说:“哦,你是鲁国人哪!”
庞钧同志后来说,主席历史知识渊博,他来到邯郸,自然想到邯郸乃赵国首都,因而想到邯郸地委书记可能是赵国人,于是口出“你是哪国人?”的问话。
你见过刘少奇吗?我问庞钧。
“见过。”庞钧回答。他也来过邯郸,他(指刘少奇)与毛不同,刘是知识分子,言语谨慎,彬彬有礼。
“周恩来总理一生来邯郸有过3次,分别是年、年和年。年至年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年。周总理3次来邯郸,均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庞钧回忆说。
年的6月1日至5日,同总理先后观察了磁县、临漳、成安、峰峰煤矿、邯郸国棉一厂、邯郸钢铁厂、武安矿山村铁矿等。在去武安的路上,庞钧陪同周总理在一个面包车上行驶。进山时,周总理看到山坡上有用石头粉白后堆砌而成的一行醒目的大字:书记挂帅震山河。周总理指着山坡上的字问庞钧:“只有你书记挂帅才能震山河吗?”
庞钧一时语塞。
庞钧后来说:“周总理的问话,明显是对‘以钢为纲,书记挂帅,大办钢铁’有一些想法,只是没有明说。”
这次视察,是在年的“大跃进”之后,年的继续跃进,亦即三年困难开始显现之时。“大跃进”是以工农业生产的冒进、高指标,尤其以钢铁产量的高指标所进行的超出国情、急于求成的瞎指挥。对这样的浮夸、冒进、瞎指挥,周总理始终有着自己的思考,因而才对“书记挂帅”提出疑问。
“武安伯延公社有个农民叫张二廷,由于敢讲真话,还与周总理还交上了朋友。”
庞钧曾多次提及他陪同周总理在武安伯延公社考察时耳闻目睹的一件事,多少年之后,他仍记得那个农民的名字。
年冬,中国工农业生产跌至低谷,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广大农村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于年的4月29日至5月14日(期间四度返京处理国务),对武安伯延进行调查。在调查座谈中,农民张二廷直率地告诉总理:“……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饭吃的。”周总理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再过两年,连我也会没有吃的?”张二廷解释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下粮,哪有粮食往上缴,缴不上粮,国库就要空,你能不挨饿吗?”听到这句话时,周总理眼眶湿润了,他激动地说,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的对,我很难过。他拉住这位农民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咱们交个朋友吧!”
这就是年5月拍成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的真实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总理不是还到过大名吗,那是哪一年?”
“是的,那是年的4月,“文革”前夕,邢台大地震刚过,余震未息,总理到大名县前桑圈视察抗旱工作,当他了解到这个村子粮食亩产只有百十斤,每个劳动日值只有一毛钱,生产队的牛饿得站立不起来时,总理留下“三可怜”的话:产量少得可怜,生活低的可怜,牛瘦的可怜。这三句话一直在大名流传着。”
庞钧动情地说,“这还是过去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前的大名,老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
“文革”中,庞钧作为邯郸地委书记,自然成为邯郸地区头号“走资派”,从年冬到年春夏,他和逄志明以及庞的老伴李敬甫(邯郸地委组织部长)同台挨批斗是家常便饭。一直到年10月,庞钧才被“解放”,重新工作,先后任石家庄市委书记、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年3月,病逝于石家庄,可以说,是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享年71岁。他患病时对我说,他调石家庄后总觉得很累,过去长期管农业,管农村,熟悉;现在管城市,管工业,年龄又大了,力不从心了。
“革命的老黄牛”这一荣誉,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常常被用于上级对下级口头上的嘉奖,比喻为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精神,很少有组织上的正式命名。庞钧同志被中共河北省委命名为“革命的老黄牛”极为罕见。他为什么能享有这么高的殊荣呢?从庞钧的整个人生经历看,他的革命成就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衡水较短时间任地委副书记,在邯郸任地委书记16年。也就是说,他“革命的老黄牛”的荣誉主要是来自邯郸。而庞钧在邯郸,所经历的是“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说,庞钧一直在邯郸忙“运动”、忙“革命”了,一直忙到“文革”,“革命”革到了他自己头上。我想,他的“革命的老黄牛”,也可以叫做“运动的老黄牛”。而“运动”给邯郸带来了什么呢?一是贫穷,二是落后。就经济状况和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许多地方穷得还不如解放前,甚至还不如民国时期。邯郸的那些年,如果不是“革命”、不是“运动”,不是折腾,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扑下身子某发展,庞钧或许就是“经济建设的老黄牛”。这一“老黄牛”带动经济的发展,邯郸绝对是另外一番模样。
当然,历史不好假设。
庞钧在任石家庄市委书记期间,连续两个春节到我们在的铁道兵工程学院慰问,其中有一次还约见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他的老伴李敬甫同志还曾到我家看望,并把我的妻子调到石家庄工作,3个孩子也随之来到石家庄,解决了我们两地分居的困忧。
这样的关心使我们夫妻感激不尽、永远不忘。
外修内敛的逄志明
曾在邯郸地区搞过“四清”、任过邯郸地委委员的李立(中国人民解放军63军政治部主任)离开邯郸后,曾两次对我说过:邯郸地区有两个有本事的人,一个是逄志明,另一个是冯少兴(邯郸地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四清时任邯郸地委工作总团办公室主任,后任武安县委书记、地区行署副专员。也是平时说话很少的人)。
我不知道逄志明详细的工作能力,只知道他是个冷面热心、俯身向下、俯首为民的好人。
逄志明平时也是一个说话极少的人。在我与他长达30年的接触和交往中,他有几句话(也可说是几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一是年的春天,我从太原回大名探亲路径邯郸看望他,与他同车走了邯郸地区的一些地方。虽然同在一辆小车上,我们依然交流很少。相互不语中,我开口问他:“听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来过邯郸?”逄志明回答:“来过,什么话都没说。”
我当时就想,邓小平既然来过邯郸,他不可能什么话都不说;用“什么话都没说”来回答我,显然是三缄其口,免生是非。逄志明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地区领导者,作为很年轻(—说是29岁)就走上地委领导干部岗位的老干部,经历的政治运动太多了,自然谙熟“祸从口出,设城府,少言语”是少生是非、明哲保身的诫条。当时的邓小平又是个是非之人,逄志明又刚走出“文革”的阴影,而我辈又是个年轻后生,面对问话内容与同车的提问者,逄志明的回答虽然不近人情,但是比不回答还是要好一些,算是给了我足够的面子。到了11月,邓小平又出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逄志明的“没说话”,帮了邓小平的忙,也帮了逄志明自己的忙。
二是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提醒逄志明注意安全。逄志明说:“我是邯郸人,(鸡泽县),在邯郸工作了几十年,现在家门口连个保卫人员都没有,怎么注意安全呢?刘书记放心,我是不会有事的。”
邯郸市继年11月17日发生苏曹派出所民警王锡文盗抢杀人的重大案件后,年5月29日,又发生了邯山区陵园派出所民警周兰普盗抢杀人的重大政治案件。在半年时间内,连续发生这样重大案件。周兰普行凶杀人重大政治案件,使当时地委书记李XX被枪击成重伤。两期案件,震惊全国。省委书记刘子厚亲临邯郸,自然对地委副书记逄志明等领导同志说些注意安全的话。而逄志明不惊不乱,又是那样的平淡和自信。
那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逄志明住处,给我的感觉是:住处太简陋了!一处小院,和当时冀南普通农家小院相差无几,几间平房,平房的东墙壁裂着缝隙,根本谈不上什么装修。没有暖气,冬天生炉子。小院房屋山墙与别家院子的墙壁间一夹道作为外门,门是用几根破木板钉制的,一脚就可以踹开,或是偷或是盗十分的方便,根本谈不上安全可言。
这就是地委副书记的住处。
我与逄志明同志接触、交往,他给我的印象如同这一小院一样简朴。
在“四清”运动中,我与他朝夕相处,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除了闲暇爱看看电影之外,主要爱好就是工作,平时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夜深了,饿了,或吃把花生米或炒碗干馒头充饥。寒冬季节,冀南平原上别提多冷了,他一条破棉被、一件穿了多年的旧大衣,就是他挡风御寒的家当。“文革”中他的家被抄,搜出了几捆书籍,还有那件旧大衣。当造反派把书籍和旧大衣抢走时,他的老伴齐香亭哭诉着说:“你们把旧大衣拿走,老逄冬天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又把那件旧大衣从造反派手里夺了回来。我想,逄志明为什么对个人安全那样的自信?他是一个平民领导,是一个与群众走在一起的领导,群众谁会伤害他呢?
三是“你是不是造反派,让他们调查我。”
毛泽东去世之后,主要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展了清理“三种人”工作,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进行调查处理。我所在的单位有人胡说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领导根本没有把这一胡说当成事)。回邯郸见到逄志明时,闲谈提到有人胡说我是造反派的事,逄轻轻一笑说:“你是不是造反派,让他们调查我!”
在“文革”初期,我和逄志明形影不离,关心他的生活与安全。年的下半年,“四清”总团机关转移武安县宋二庄村,此时的“文革”进入高潮,全国各地掀起夺权运动,武安宋二庄就成了庞钧、逄志明的开会和躲避之处。为了防止造反派到这里“打砸抢”,经策划,在这里成立了所谓的造反组织——邯郸地区革命造反联军,我被推选为“军长”,开始起到了一些对庞钧、逄志明的保护作用,不久被冲跨。我的“造反派”大概由此而来。逄志明对我的“造反派”知根知底,因此才坦言:你是不是造反派,让他们调查我。
我参军不久,逄志明很快恢复了职务,我们一直保
持着联系。我回大名探亲路径邯郸,有时赶不上公交车,他就用他的车子为我提供一下方便;他在大名县调查工作,还专程看望我在大名孙甘店供销社工作的妻子,问寒问暖;他退休之后,还与老伴一起专程来石家庄我的家看望,谈工作拉家常。晚年的他,患上了脑萎缩,常常失去记忆,记得是在年的11月,他在邯郸离开了人世。
我常想,逄志明也算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可我印象中的他,却是清苦的一生,战争时代打仗,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和平年代当了官,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天天如履薄冰,既要防人又要被人防,不敢说真话,假话又违背良心,于是就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他的暮年小脑萎缩,我猜想,很可能与做官的压抑有直接关系。
在“文革”中,庞钧、逄志明被“造反派”诬陷为“庞逄王朝”,这一诬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庞、逄二人倾力主政邯郸;二是两人的配合不错,关系密切。庞钧资历深,威信高,理论水平有些不足;逄志明年轻,理论学识较强。他们虽有差异,但在邯郸工作,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当时就有人传言:庞钧调省里工作之后,地委书记就是逄志明。不多久,“文革”来了,两个人自顾不暇,相互还产生了一些矛盾。庞钧平调石家庄,逄志明干了20多年的地委副书记(正厅),直到退休。
作者王久战，大名县人，年2月参军，任职石家庄铁道大学，长期从事新闻写作、采编和教学，著有《新闻写作纵横》，《第一资源论》等专著，发表报告文学《“诗人书记”岳岐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获铁道部“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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