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执政近二十六年（大历十四年五月至贞元二十一年正月），是唐中后期执政时间最长者，其年号有：建中、兴元、贞元。正史对唐德宗在建中年间的政务实施情况评价很高，“初总万机，励精治道”。后世学者多继承此说，基本无异议。
但王仲荦先生指出，德宗在经历銮驾播迁后便对藩镇一味姑息。王素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着眼于个人品行的分析，认为德宗是困则思治，泰而易骄，《兴元赦书》中的“罪己”不过是政治作秀，目的达成后，便将其抛掷脑后。
另一种说法是“能制则制”说，认为唐德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努力将各个藩镇置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此说以刘玉峰、李鸿宾为代表。
一、《兴元赦书》颁布的背景
为惩治肃、代之际对于骄桿藩镇姑息妥协的弊病，德宗在对朝政进行了一番改革后，决定以武力讨平藩镇。
战争初期，唐军节节胜利，大有殄灭藩镇之势，但由于对功臣将帅处置不当，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勾连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共抗朝廷，使得朝廷深陷战争泥潭。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率兵三万围困襄城，唐汉臣、刘德信兵败丧师，汴军一蹶不振，东都告急。在紧急关头，唐德宗命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队赴襄城解围。
建中四年十月，姚令言率泾原士卒五千援襄城。这次解难，士兵携带家眷，希冀能获赏赐，然朝廷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一无所赐。
行军至长安浐水，士兵所食饭菜过于粗糙，泾原士卒对朝廷的长期不满终于爆发，他们遂攻入长安，德宗仓皇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泾师之变”。
泾原叛卒为长久计，便奉迎被软禁在长安的前泾原节度使朱泚入居含元殿，主持六军事务。随后朱泚篡逆称帝，改元应天。
唐德宗逃亡奉天后，处境极其艰难。奉天在多次围攻下变得岌岌可危，幸赖李怀光由魏县率军入援，与敌军苦战于澧泉，朱泚兵败还归长安，奉天之围困才得以解除。
但是李怀光性格粗疏，屡言卢杞之奸邪，卢杞便进谗言于德宗，阻其入朝。在这种情形下，李怀光心怀疑惧，讨叛军队屯守驻地停滞不前。
而在南战场，李希烈悖逆至极，屡攻汴州、郑州，后又攻陷大梁，其他南方藩镇或闭境自守，或首鼠两端。
唐德宗被困于奉天一隅，三帝四王（三帝即唐德宗、朱泚、李希烈，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并存。如此窘迫之境地，使得德宗一方面痛自贬损，言治乱之由实出于己；另一方面，遣使招诱田悦、王武俊、李纳。
用兵藩镇却导致泾原士卒乱起长安而不得不逃亡奉天以避难，为了挽救唐王朝的统治，唐德宗于奉天颁布《兴元赦书》。
二、《兴元赦书》的内容
1.唐德宗“罪己”与改元
赦书开头便是唐德宗自我贬损、自我剖析的部分：“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这种归罪于己是统治者基于职责和权力的常规做法，下诏“罪己”主动承认错误便是最好的选择。
历经两次播迁、宗庙几坠于地的唐德宗不论是出于国家还是个人考虑，都要对这种状况的出现有所表示、有所行动。
赦书在阐述完大赦原因后，便宣布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改元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王朝合法与政权合理之意，它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
由此可见，最初只有改元而没有年号，直到汉武帝时才有所谓的“名年建元”。
在盗贼窃居巢穴、宗庙播迁的情形下，唐德宗希冀唐政权能够兴复，“与人更始，以答天休”，遂在《兴元赦书》中宣布改元。
2.实施“推恩”
各个朝代统治者出于某种考虑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大赦，含有荡涤罪刑、皇恩浩荡之意。大赦所赦免的都是一些不法分子，宽宥虽然可体现统治者的仁义之心，但却有损司法公正。
此次“赦”的力度非常大，应与当时的艰难时局有着密切关系，唐德宗希望通过赦免来收揽民心。
《兴元赦书》亦循此趋向而又有所细化和发展。赦书对有功之臣进行恩赐爵赏、官品超次迁升，将赴难奉天且能够浴血奋战收复京师的诸道将士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并给予优恤抚慰，以此来激励士气。
同时，对百姓租税进行不同程度的蠲免，遭戎寇蹂躏的京畿地区，奉天为德宗行幸之地，特令给复五年。此外，赦书对鳏寡孤独者的抚恤、义夫节妇的旌表，“体现出朝廷对儒家道德观念的提倡”。
这些做法虽是延续以往赦书而进行的常规“推恩”，但诏令的颁布依然有收揽民心之效。
3.《兴元赦书》中的行政性处分
政治上，针对卢杞执政时期所造成的政治弊病进行厘革。建中年间杨炎执政，他将构陷刘晏之事污蔑为德宗仇杀，这引起了唐德宗的极大不满。德宗遂起用卢杞为相以限制杨炎过于膨胀的权力。
而卢杞在将杨炎诬构致死后，他又将不附己的张镒、颜真卿排斥出朝廷，使得政治生态严重恶化。
当德宗在奉天谈及致寇之由时，非常自责并将一切祸难归咎于己。随后，陆贽上奏《论叙迁幸之由状》，认为“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实际上是指责卢杞奸邪致祸。
朔方将领李怀光亦“屯军咸阳，数上表暴扬杞等罪恶”。在遭群起而攻的情况下，德宗不得已将卢杞、白志贞、赵赞远贬。
赦书宣布要根据才能选任官员，而不拘泥于常规限制；藤别选拔出左降官中可堪重用者；下诏制举以招贤纳士，等等。
这些举措能够将新鲜血液注入僵化的官僚体制，使其重新焕发政治生机。
经济上，《兴元赦书》宣布“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
建中年间朝廷为削藩而征调大量军队，但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唐德宗不得不采取一种更为“暴敛”的方式来筹措经费。
建中三年闰一月，德宗下令重新推行榷酒，这项政策在德宗即位时便下诏罢免，但此时因战争需要又诏复之。然而这些钱财在战争的消耗中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并不能解燃眉之急。
于是，德宗铤而走险向商人开刀，同年四月，下令“借商”，这主要是指向京畿地区财富超过万贯的豪强富商借贷，虽承诺说所借钱财待战争结束后归还，但大家都知道此举名为借实则强征。
在大规模搜刮后，仅得钱八十万贯。随后，政府又诏令京兆少尹韦镇查封京城所有僦柜，所得也只有二百万贯。
以此种方式敛财不仅不能解决当前所需，反而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于是出现了市民遮宰相于道路、商人“罢市”等群众性事件。
唐德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下诏废除这些苛敛之税，但是军队宿于外需要大量钱财，与此同时，朝廷与藩镇双方仍呈胶着状。
因此，朝廷于建中三年五月又增加两税税额、盐榷钱，两税之外又有征收，这已经与杨炎实行两税法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后又征收竹木茶漆税。
建中四年六月，德宗采纳判度支使赵赞的建议，施行“税间架”（房屋税）和“算除陌”（交易税），这些税收和后来的“宫市”被宋人认为是唐德宗朝“弊政”。不幸的是这些税收举措不仅劳而无获反而使得民心涣散，乱起长安。
军事上，对于藩镇问题作出妥善处理。建中二年正月，成德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向朝廷邀旌节。唐德宗本欲矫正肃宗、代宗时的姑息之弊，同时，对这种授受旌节有着清醒的认识，故不予除授。
唐廷的强硬态度使得藩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抱成一团，共抗朝廷。建中二年五月，魏博田悦发兵欲取昭义所辖的邢、铭二州，率先挑起争端，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幽州节度使朱滔以及李晟携神策军前往战场平叛。
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以河北藩镇为北战场，以梁崇义、李希烈的反叛为南战场。在削藩初期朝廷取得了不错战绩，使得藩镇锐气大减。建中三年，王武俊谋杀李惟岳，成德李宝臣势力覆灭，淄青李纳束手待毙，魏博除魏州外，其余皆为唐有。
南战场上，李希烈剿灭山南东道梁崇义，朝廷则有望重新节制襄阳。但由于朝廷对有功藩镇的不当处置，致使朱滔失去对深、赵二州的控制，王武俊失去成德原有的州镇，最后，二镇勾结田悦共抗朝廷。
情况更加糟糕的是，建中三年十一月，四镇（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告天称王，抱成一团反抗朝廷，使早期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南战场上，李希烈在剿灭山南东道梁崇义后便霸占襄阳，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四镇与李希烈明里暗里勾结，共推李希烈称帝。李希烈于同年十二月自称天下都元帅，公开反抗朝廷，而且南方藩镇诸如韩榥、陈少游等或闭境自保或暗自归附李希烈。
朝廷为争取藩镇效顺，以便抽调更多军队剿灭朱泚、收复京师，遂于《兴元赦书》中宣布除朱泚悖逆不在赦免范围内，包括李希烈、田悦、等，全部恢复爵位，不予追究。
三、《兴元赦书》对唐德宗施政的影响
1.政治上的施政影响
量移左降官员，以彰显朝廷恩宥。在宣布大赦后，与之相伴的便是对左降官的处置，如堪大用者甄拔之。
左降官贬谪之地往往与流人相同，最常见的贬官及流放地便是偏远瘴疠的岭南。
此外，在唐代相关政令、赦文中又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故给人一种误解，即“左降官”制度与“流人”制度并无什么不同，但据后世学者研究，这两种制度表面殊途同归，实则大相径庭。
下诏制举以招贤纳士。国家政务的运行需求取贤才，《兴元赦书》宣布制举不限资历，不论是当官者还是“白衣”出身都可参与，而且中第便授予官职，这一制度在唐朝获得长足发展。
裁减冗官，以节省花费。战争的持续性使得国家内耗外竭，而且《兴元赦书》颁行后，干戈并未马上停息，硝烟依旧弥漫。本为开源获取财富的财税举措也以《兴元赦书》的颁布而告终。
为获取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统治，唐德宗只能采取节流的措施，裁减内外冗员，罢不急之费。
在《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中，鉴于版籍凋残、“十羊九牧”的现象，诏令百司根据职务闲废情况裁减冗员。
唐德宗此次令减省官员不仅能解燃眉之急而且适应时代需要，但由于仍未铸甲销戈，“仕进颇多，在官者既合序迁，有功者又颁褒赏”，此项举措没有立即施行。
不过裁减官员的举措并未停息，贞元十年，裴延龄上奏“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以实府库”，省官以充实国库。
《兴元赦书》通过量移左降官员、下诏制举、减省冗官等举措来厘革政治上的诸种弊端，收到彰显朝廷恩宥、求取贤才、节约支出的成效。
2.经济上的施政影响
唐德宗逃亡奉天期间痛思致祸之由，诚心悔过，采纳朝臣尤其是当时倚之甚重的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于《兴元赦书》中宣布停罢一切苛敛之税，如除阡陌、税间架、榷茶等，并且对遭受战争蹂躏的京畿、奉天等地给予程度不同的赋税减免。
兴元元年六月，朱泚被叛军枭首，七月，唐德宗车驾至兴元，颁布《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
该赦书不仅是《兴元赦书》旨意的延续，而且在此基础上有了愈发精细的处置。
百姓所欠利钱，下令停征，京兆府百姓除赦书所宣恩惠外免税一年，此项举措有利于安定京师民心。朝廷体恤、普惠百姓的恩旨并未随着内乱安定、京师兴复而消失。
此外，朝廷许令天下荒地百姓可以自由开垦，这种举措不仅能救济因灾害而一无所食的民众，并且能够调动其积极性，从而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3.军事上的施政影响
实际上在《兴元赦书》颁布之前，朝廷为避免多线作战以期集中兵力收复京师，便已遣使招诱田悦、王武俊、李纳和李希烈。
赦书宣行后，收到了“人心大悦”的效果。朝廷对河朔藩镇的处置遵循《兴元赦书》并且有所延伸。
兴元元年七月，唐德宗还京师，辛卯，大赦天下，颁布《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该赦书对成德、淄青、魏博等镇节度使以及归顺将士抚慰犒赏。
同时，赦书的宣布使那些虽未公开反叛但心怀两端的藩镇，能够重新归顺唐王朝，而朝廷也能腾出手来专心对付那些悖逆难制的藩镇。
唐德宗回京后面临的是一个政治秩序素乱、灾害频发、财政匮之的烂摊子，而“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这使得唐德宗对韩榥甚为倚重。
德宗根据赦书中的相关举措，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厘革旧弊。对那些关乎唐朝危亡的重要州镇，朝廷采取了相当严格的防范和控制措施。
在唐德宗对藩镇妥善安置的情况下，内部环境逐渐趋于安定平和，朝廷能够腾出手来应对吐蕃的轮番进犯。
四、小结
兴元元年正月，于奉天所颁行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又称《兴元赦书》）是唐德宗面对窘境所作出的积极调整，有与民更始的意味。赦书包括帝王“罪己”，实施“推恩”，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行政性处分，显示了赦书内容在唐代的不断扩展。
政治上，量移左降官、下诏制举、裁减冗官以调整统治秩序；经济上，宣布停罢因筹措军费而推行的苛敛之税，面对兴元回京后的灾害祸乱，朝廷下诏给予不同程度的蠲免、救恤，收到安定民心之效；
军事上，为挽救危亡统治，赦免除朱泚以外的其他叛乱藩镇，虽有妥协之意，却也是唐德宗面对社会现实的清醒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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